汉代铜镜钱纹分析

铜镜是古人的照容用具。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1]，其后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除实用外，铜镜还发展出其他的功能和文化意义。

汉代铜镜的形态为圆形具钮，以钮为中心设计纹样装饰，因而纹饰一般具有对称分布的特点。

除了装饰性，镜背纹饰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古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密切相关，时代特征也比较鲜明。

因此，镜背纹饰的研究不仅为判断铜镜年代提供依据，也是探讨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重要材料。

钱纹，是指以历史上流通的钱币作为装饰图案，圆形方孔钱最常见，其中有的为钱币正面，有的为钱币背面轮廓。汉代以钱纹作装饰的铜镜数量不多，且一般也不作为铜镜的主体纹饰。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钱币除了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还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渗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因此，钱纹成为铜镜的装饰纹样并不是偶然的，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本文在大量搜集以钱纹作装饰图案的铜镜资料的基础上，分析钱纹的类型及与其组合的纹饰种类和特点，由此初步探讨了钱纹作为铜镜装饰出现的时间、内涵以及文化背景。这一研究不仅是古代铜镜纹饰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探讨古代钱币文化意义的重要方面。

一  汉代铜镜上钱纹的发现及特点

从已发表的较可靠资料看，汉代铜镜上主要有五铢钱纹和大泉五十钱纹两种。装饰五铢钱纹的铜镜发现数量最多，钱纹的形式和组合纹饰的内容也比较丰富，而大泉五十钱纹仅有零星发现。下面参照钱币铸行时间的先后，对两种钱纹的特征分别予以介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由于上述两种钱纹发现的数量相差很大，因而在分类方法及叙述上有所差别。

（一）五铢钱纹

 1.钱纹类型

五铢钱铸行于西汉元狩五年（前118年）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前后730余年，期间钱币的形制发生多次变化。铜镜上五铢钱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钱文写法不同，主要有以下四型。

A型：钱文笔画完整，如故宫博物院藏的龙虎纹镜[2](图一)。

B型：“铢”字笔画简化，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简写为“朱”。一种写。钱纹上的符号有：穿孔内及上下各有一小圆点[3]（图二:1）；穿边各有三个圆点并以直线相连[4]；穿孔有四出纹与小圆圈或圆点[5]；天津博物馆藏四神博局纹镜钱纹穿孔上下各有一带钩图案[6]（图二:2）。另一种进一步简写为，西安高楼村汉墓出土的龙虎纹镜[7]（图二:3）和天津博物馆藏简化博局纹镜等，都属于此型。这一型还有钱文传形[8]（即“五铢”二字位置颠倒）以及缺少穿孔仅以圆点间隔钱文[9]的特殊现象。

图一  A型五铢钱纹铜镜标本，故宫博物院藏（尺寸不详）

图二  Ba型五铢钱纹铜镜标本
1.洛阳新安县出土   2.天津博物馆藏   3.西安高楼村汉墓出土（尺寸不详）  

Bb型：简写为“金”。有三种简写形式：其一，写作，如故宫藏变形四叶纹镜[10]和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神兽画像纹镜[11]（图三:1）。其二，写作，典型标本是湖南地区征集的长宜子孙铭钱纹镜[12]（图三:2）和《古镜图录》收录的神人神兽铭文镜[13]。其三，写作，这种写法比较多见，如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博局纹镜（钱文传形）[14]（图三:3）；广州东汉墓出土的盘龙镜，穿孔的上下左右都有“五金”二字[15]（图三:4）；山东枣庄博物馆收藏的禽鸟镜，钱纹无穿孔，且“金”字有异形现象[16]。

图三  Bb型五铢钱纹铜镜标本

1.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  2.湖南地区征集  3.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4.广州东汉墓出土（尺寸不详）

C型：异文字。陈介祺藏龙虎镜的钱文为“五丰”；藏盘龙镜的钱文为“五五”[17]。旅顺博物馆藏龙虎纹镜则是穿的四周各有一个“十”字[18]（图四:1）。

D型：仅有钱形，无钱文。这型钱纹有的与上面的B型同时出现，有的单独出现，依据铜镜的年代可判断为五铢钱的背面，如重庆渝州大学汉墓出土的龙虎纹镜等标本都属此型[19]（图四:2）。这一型钱纹也有带符号的，如偃师出土的龙虎纹镜[20]有四出纹和圆点结合的符号。

图四  C、D型五铢钱纹铜镜标本

1.旅顺博物馆藏  2.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尺寸不详）

上述四型钱纹中，B型钱纹的数量最多，其次为D型，A型与C型都属零星发现。

2.铜镜上五铢钱纹组合纹饰及位置

本文中镜背纹饰各区域的名称均来自《中国古代铜镜》一书，主要涉及的概念有镜钮、钮座、内区、外区、铭文带等[21]。与五铢钱纹组合的纹饰主要有六种，钱纹所在的位置各有不同。

第一种是龙、虎（凤）纹，数量最多。可细分为：（1）一龙一虎，所占比例最高。钱纹位于内区者一般是在龙、虎首之间[22]，有的还作悬挂状[23]（图五:1），个别在龙、虎的尾部相接处[24]。钱纹在外区者主要是作为外区环形纹带的分隔，以4枚钱纹[25]或者以2枚钱纹与金乌和蟾蜍图案[26]作四等分，特殊的有1枚钱纹和1个金乌图案二等分外区纹带[27]。（2）二龙一虎，渝州大学汉墓出土龙虎纹镜中两只龙首相对，共衔一把剑，剑下压1枚背面钱纹，在二龙尾部有一只虎，其前侧也有1枚背面钱纹[28]（图四:2）。（3）一龙三虎，河北出土神兽鸟纹镜的内区浮雕一龙三虎，外区纹带由2枚钱纹与金乌和蟾蜍作间隔[29]（图五:2）。（4）单龙，钱纹或在内区龙首处[30]（图五:3），或在内区龙腹部[31]。（5）龙凤纹镜，有的钱纹位于内区龙、凤首相对处[32]（图五:4），重庆云阳东汉墓出土的龙凤纹镜是龙口中衔1枚钱币[33]。

图五  钱纹与龙、虎纹组合铜镜标本

1.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2.石家庄市出土  3.陈介祺藏4.故宫博物院藏（尺寸不详）

第二种是神兽画像纹，数量很少。主纹饰为神人、神兽及画像故事等，钱纹位于外区，作为外区纹饰带的分界点。一般是钱纹与金乌和蟾蜍纹组合[34]（图六:1），个别单纯用钱纹[35]或钱纹与玉璧纹相间[36]作为分界。

第三种是博局纹，数量较少。博局纹和乳丁将内区分为8个小区域，分别配置四神、鸟禽等图案。钱纹大多在内区，或单独占一个小区域[37]（图六:2），或在上下一组博局纹之间[38]。天津博物馆藏四神博局纹镜的钱纹位于外区纹带上的间隔处。

第四种是变形四叶纹，数量很少。仅搜集到2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39]和湖南省博物馆[40]（见图三:2），二者均有“长宜子孙”铭，风格相同。故宫标本的来源不太清楚，另一件系征集自湖南地区。

第五种是禽鸟纹，比较少见。乳丁将内区间隔成四个区域，有的每区两只小禽鸟，其中一只禽鸟用钱纹代替[41]；有的其中三区各有一只大禽鸟，另一区是两只小禽鸟中间夹一枚钱纹[42]（图六:3）。

第六种是单纯的钱纹，数量很少。目前搜集到4件，分别出自湖北应城市[43]，青海西宁上孙家寨M69[44]（图六:4），宁夏固原奠安乡[45]以及甘肃张掖市郭家沙滩[46]。以镜钮为中心，第一圈等距排列4枚完整钱纹，第二圈因与外区相接，只有一半钱纹，两圈钱纹相间分布，间饰乳丁纹。青海和甘肃的两面有铭文。湖北出土的标本因锈蚀钱文不清楚，其余三面都可确定钱文为“五铢”。上孙家寨标本的出土单位清楚，年代为东汉中期。仔细观察，这4件钱纹镜的形制基本相同，主体纹饰内容和布局也大同小异，推测其余3件铜镜的年代也应在东汉时期。

图六  钱纹与神兽画像纹、博局纹、禽鸟纹组合铜镜标本

1.长沙出土  2.天津博物馆藏  3.枣庄博物馆藏  4.西宁上孙家寨M69出土（尺寸不详）

（二）大泉五十钱纹

大泉五十钱纹主要出现在博局纹镜中，其所在的位置有内区和外区两种情况，钱纹上的文字字形均比较规整。该类钱纹发现数量很少，山东青州出土1件四神博局纹镜，内区青龙和白虎各配大泉五十钱纹1枚[47]（图七:1），《中国铜镜图典》也收录1件[48]。《古镜图录》收录的博局纹镜的外区由3枚大泉五十钱文将纹带分成三段[49]（图七:2）。

图七  大泉五十钱纹铜镜标本

1.山东青州出土  2.《古镜图录》收录（尺寸不详）

二  铜镜上钱纹的出现及其文化内涵

通过以上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出，汉代铜镜上的钱纹以五铢钱的铸造时间最早，五铢钱纹的数量和类型也最为丰富和典型。五铢钱虽然铸行最早，其流通时间也最长，考察铜镜上钱纹出现的时间，还需从铜镜本身入手。明确了铜镜上钱纹出现的时间，就可依据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对钱纹所反映文化内涵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研究。

1.铜镜上钱纹出现的时间

在搜集的70余面装饰五铢钱纹的铜镜中，有13面铜镜的出土单位和年代比较明确，年代集中在东汉中晚期。湖南常德的神兽画像纹镜出土于东汉中期墓；广州汉墓出土的盘龙镜的年代为东汉后期；青海西宁大通县上孙家寨钱纹镜出土于东汉中期的M69，等等。再从这些铜镜的主纹饰来看，发现数量较多的龙虎纹和神兽画像纹，二者的流行年代都在东汉时期，尤以东汉中期以后发现最多；简化博局纹镜也是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的。此外，不少钱纹都出现在外区的环形纹带，这种外区纹饰丰富甚至繁缛的风格是东汉时期非常流行的[50]。目前在西汉时期的铜镜上未见五铢钱纹；而王莽早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就禁止五铢钱流通[51]，所以新莽时期的铜镜上出现五铢钱纹的可能性不大。综上，铜镜上五铢钱纹的出现应在东汉时期，尤以东汉中晚期比较流行。这样一来，铜镜上最早出现的钱纹应是大泉五十，时间为新莽时期。已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钱纹的种类主要是大泉五十，且发现的数量很少，但钱纹比较规范和完整，基本不存在文字笔划简化或者异形等现象，组合纹饰主要是博局纹。到了东汉中晚期，五铢钱纹在铜镜装饰中的使用增多，除博局纹外，组合纹饰还有龙虎纹、神兽、画像纹等，其中尤以龙虎纹最常见，组合形式也较多样。

实际上，钱纹在铜镜上出现的时间要比墓砖晚。根据学者的研究，在西汉中后期的墓葬中已经较多地出现五铢钱纹画像砖[52]，此时钱纹主要是作为填空的小元素，并非主要纹饰；到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已经有数量较多的以钱纹为主体纹饰的画像砖[53]，钱纹的运用和表现形式也非常多样。除了画像砖和铜镜外，两汉之际长江下游和江淮地区出土的陶器上也开始出现钱纹，到东汉时期钱纹的数量逐渐增多[54]。铜镜、陶器与画像砖属于不同生活领域的手工业产品，显然，从出现时间的早晚以及作为纹饰题材的艺术角度来看，铜镜和陶器上的钱纹应该是受到了画像砖的影响。东汉时期，钱纹题材在其他生活器物上也有发现，如出土的五铢双鱼纹铜盘[55]和五铢钱纹铜鼓[56]。可见，钱纹这一纹饰题材的运用范围也算相对广泛。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测，钱纹可能最先出现在墓砖装饰中，约在西汉晚期；从新莽时期开始，钱纹开始用于生活实用器的装饰，如陶器、铜镜、铜熨斗、铜洗等。即钱纹应经历了从墓葬装饰到生活实用器装饰的发展过程。

2.铜镜上钱纹的文化内涵

新莽时期，钱纹开始作为铜镜纹饰的题材，并在东汉中晚期得到较多使用。由于钱币特殊的经济属性，人们很容易建立钱纹与财富追求之间的联系。同时，从钱纹在铜镜上的发现情况来看，其与汉代人们的观念形态和礼俗风尚也密切相关。以下就所见汉代钱纹铜镜的资料来探讨钱纹的文化内涵。

汉代铜镜上的钱纹材料可大致概括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内区钱纹与龙虎纹或博局纹组合。龙虎纹镜中，钱纹主要在内区龙、虎首之间；博局纹镜中，钱纹一般搭配在青龙和白虎所在小单元内，而简化博局纹镜中，钱纹在内区与（禽）鸟纹搭配。第二类是钱纹与金乌和蟾蜍等图案一同出现在外区环形纹带，有的钱纹是作为纹饰分界，有的则在外区龙纹和虎纹的腹部正中。从上面钱纹组合情况和位置可以看出，钱纹与龙、虎和（禽）鸟纹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显示其与财富之间的某种联系。山东苍山发现的元嘉元年画像石墓前室题记的“上有龙虎衔利来，百鸟共持至钱财”[57]文字，正好明确了龙、虎、鸟能带来财富的意义，铜镜上的这种纹饰组合表达的也正是人们祈求财富的心愿。

龙、虎纹的来源与四象有关。四象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星体系中四宫授时主星的形象，分别是东宫青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铜镜上的龙虎纹是古人宇宙观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古代空间决定时间的宇宙观中，四象不仅指示方位，也表示时间，东方与西方对应春分和秋分，夏至和冬至分别对应南方和北方。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所记述的关于宇宙起源的认识是：阴阳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可知阴阳是万物生养的基础。用青铜器研究时间体系表现阴阳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四时思想实际上要求人们顺时行事，即顺时才能阴阳相合，才有万物。在四时二十四节气中，二分是人们最早确定的，也是其他节气点确立的基础。由此与二分点对应的东、西宫龙、虎的形象也被凸显出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58]。不仅如此，汉代镜铭中常见“左龙右虎掌四方（彭、旁），朱雀玄武顺阴阳”，“上有龙虎四时置”或“左龙右虎四时置”等内容，可以看出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四神各居一方，保证了空间与时间的顺时顺位，即阴阳和谐。龙虎纹的组合所要表达的正是阴阳和谐才能生养万物的哲学思想。这是龙虎纹产生的背景及其文化内涵。钱纹与龙虎纹组合，表现了人们要想获得财富必须建立在阴阳调和的基础上。同时，镜铭中还有“左龙右虎辟（避）不详”与“刻镂博局去不祥”，说明阴阳和谐还具有消灾辟邪的意义。

出现在外区的钱纹，尽管内区主体纹饰多为神兽、神人及画像故事等与神仙思想有关的内容，但与钱纹直接相关的是金乌和蟾蜍纹饰。据《淮南子·精神训》载：“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59]。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墓室顶部所绘星象图中，在南北方向的中心线上，也用日中金乌与月中蟾蜍、玉兔分别表示太阳和月亮[60]。可知，铜镜纹饰中的金乌和蟾蜍也应代表日与月。日、月不仅可以表示阴阳，且被视为阴阳精气之集成[61]。在四神博局纹中，青龙的首部常见金乌，而白虎处则有蟾蜍[62]，这是同时表现方位与时间的阴阳性。外区纹带中，有些钱纹直接放在龙纹和虎纹的腹部，其意义应与上述龙虎纹镜同，且钱纹一正一背出现[63]，这种正、背也是阴阳关系的一种表达。因此，位于铜镜外区的钱纹所表达的也与阴阳和谐生财的文化内涵有关。

顾颉刚先生指出：“汉代人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64]。钱纹在铜镜上的组合纹饰及其所在位置正是阴阳思想的表现。阴阳和谐是获得财富并保持源源不断的根本。

三  钱纹产生的社会背景

钱纹成为一种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现象，与西汉中晚期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习俗、信仰等思想意识方面的状况都有密切的关系。

1.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五铢钱制度的稳定

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过西汉早期多次币制改革的探索，至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五铢钱制度。五铢钱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并用于人们的日常交换和赋税征收，不仅保证了币制统一和经济稳定，也使得这一规范的钱币形态深入人心。正因为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用到钱币，人们对钱币的需求远大于之前，作为财富的物化载体，人们建立了以钱币积累财富的信心。五铢钱纹的出现表达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这种表达形式既源于五铢钱制度的影响力，也是当时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体现。

2.汉代人求富的思想观念

祈财求富应是历代以来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王子今指出：“（汉代）镜铭文字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富贵企求的强烈和迫切程度超过了尊贵企求，……汉代人对金钱和富有的渴望表现的更为坦然和公开[65]，并作为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66]。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汉代人的财富观念建立在阴阳和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健康正确的财富观，因而在汉代社会能被普遍接受并作为积极的人生追求。“常富贵”和“日入千万”等文字是人们对富贵愿望的直白表达。在钱即财富观念得到普遍接受的汉代，还出现了钱可以“易富贵”的认识[67]。自然地，钱币和钱币的文化衍生物也成为财富追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比较典型的就是汉代墓葬中随葬的钱币、摇钱树、冥币以及器物上的钱纹装饰。钱纹作为钱币的符号，在生活实用器（铜洗、铜镜、铜鼓、陶器等）和丧葬用品（墓砖、摇钱树等）上都有发现，说明无论生前身后人们都希望获得足够的财富。

铜镜上，表现财富追求的钱纹与体现阴阳五行和升仙思想的纹饰相结合，是汉代人不同思想追求的集中呈现，也反映了这些追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不仅共存也相互作用。

3.汉代铸镜业的发展

铸镜是汉代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门类之一，除尚方专为皇室铸造的铜镜外，此时铜镜的经营方式主要是民营生产[68]。铜镜上钱纹的出现与铜镜的生产经营方式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铸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迎合购买者的心理需求，不仅镜铭中包含大量“长生、富贵、得官”等方面的吉祥用语[69]，在纹饰方面也紧密贴合这些主题。钱纹成为铜镜装饰纹样，是当时社会人们求富愿望的表现。然而，汉代钱纹铜镜的资料与发现的大量汉代铜镜相比，数量非常少，且其出土墓葬的等级也并不高，这与学者对墓砖和铜器上钱纹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70]。无论是画像砖、陶器还是铜镜上，钱纹的出现都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使然。画像砖、陶器和铜镜都是手工业产品，同时也是一种商品，钱纹的出现实际代表了从制作者、市场销售到使用者，都受到了钱是财富且应积极追求财富观念的支配。

四  余论

钱纹作为铜镜的装饰纹样在使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东汉中晚期是发现较集中的阶段之一，魏晋时期有零星发现，之后一直到到辽代，钱纹才有出现和短暂兴起，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画像砖上的钱纹在南北朝后基本消失。人们追求富贵的愿望应该没变，可能是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应与古人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另外，除个别标本外，汉代钱纹一直没有成为铜镜的主体纹饰，也没有随着时代一直普遍流行。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说明钱币在人们的财富观念和价值观念中的地位是有变化的；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币制有关。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钱币质量的下降以及币制的动荡变化，使人们对币制以及钱币与财富之间的关联与信心有所弱化。这或许可作为钱纹消失原因的一种解释。

有学者提出汉代画像中的钱纹存在地域差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中原和西南地区，而“政治中心长安和儒学基地鲁地罕见”[71]。汉代铜镜上钱纹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从考古出土材料看，其分布比画像的范围大。同时也应看到搜集材料的局限，一些博物馆的藏品难以确定出土地点，尚难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随着出土材料的丰富或可作进一步讨论。

主要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几件以钱纹为主纹的铜镜也值得进一步关注。这种钱纹镜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钱纹作为辅助纹饰的铜镜，单独使用钱纹装饰更加凸显了钱币的重要性和人们对钱币文化意义的认可。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种钱纹铜镜似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这种现象是否代表了一定的地域文化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解读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1]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62页。

[2]郭玉海：《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3]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36；霍宏伟、史家珍：《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

[4]长沙市博物馆：《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0、151页。

[5]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6]文中所列天津博物馆藏品均未发表。

[7]陕西历史博物馆：《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8]辽宁省博物馆：《净月澄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铜镜》，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9][27]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对镜贴花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典藏铜镜精粹》，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10]故宫博物院：《故宫铜镜图典》，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80、81页。

[11]常德博物馆：《常德出土铜镜》，岳麓书社，2010年，第89页。

[1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151页。

[13]罗振玉：《古镜图录》卷下，上虞罗氏景印本，1916年，第5页。

[14]同[7]，第78页。

[15][3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77页。

[16][42]石敬东、苏昭秀：《山东枣庄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汉代铜镜》，《考古》2001年第7期。[17]曹菁菁、卢芳玉编《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铜镜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

[18]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19]郑丹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物选粹·铜镜》，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86页；王士伦编《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杨倩：《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汉代铜镜鉴赏》，《荣宝斋》2012年第9期。

[20]霍宏伟、史家珍：《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2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11页。

[22]同[4]，第133页。

[23]同[9]，第72页。

[24]同[13]，第18页。

[25]李晓斌：《庄浪县博物馆藏汉代铜镜选介》，《陇右文博》2002年第1期。

[26][63]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36。

[28]郑丹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物选粹·铜镜》，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历代铜镜纹饰》，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图65。

[30]吴永存编著《九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25；同[29]，图79；同[17]，第184页。

[32]同[2]，第70页。

[33]厦门大学三峡考古队等：《云阳佘家嘴遗址2001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95、596页。

[34]同[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东汉、东吴墓》，《考古》1978年第3期。

[35]王士伦编《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

[36]同[11]；同[4]，第142、143页。

[37]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古代铜镜》，《考古》1990年第11期；天津博物馆藏1例。

[38]扶风县博物馆：《镜鉴千秋——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铜镜集萃》，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39]同[10]，第80页。

[40]同[12]，第34页。钱币文化意义的认可。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种钱纹铜镜似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这种现象是否代表了一定的地域文化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解读和更深入的研究。

[41]同[17]，第186页。

[43]湖北省孝感市博物馆：《孝感铜镜》，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页。

[4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45]韩彬主编《固原铜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

[46]陈愫闲：《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汉代钱纹铜镜探析》，《丝绸之路》2015年第4期。

[47]周庆喜：《山东青州发现汉代铜镜》，《考古》1990年第10期。

[48]同[15]，第315页。

[49]同[13]，第6页。

[50]同[21]，第74-109页。

[51]《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9页。

[52]张秀清等：《郑州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1、12、16、17页；黄筱雯：《两汉钱纹砖探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53]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60—169页。

[54]贺云翱等：《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55]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化馆：《江苏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

[56]蒋廷瑜：《试论五铢钱纹铜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6期。

[57]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墓》，《考古》1975第2期。

[58]冯时：《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钟离君柏墓》中册，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75—439页；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222—232页；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4-160、302-339页。

[59]（汉）刘安：《淮南子·精神训》，见（汉）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书店，1986年，第100页。

[6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

[61]同[59]，第35页。

[62]故宫博物院：《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64]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1页。

[65]王子今：《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6页。

[66]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1页。

[67]同[51]，《汉书·贾山传》，第2337页。

[68]白云翔：《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218页。

[69]杨爱国：《汉镜铭文的史料学价值》，《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

[70]同[65]，第92页。

[71]同[65]，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