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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官造仿古玉卮说开去

来源:未知 编辑:网络 时间:2024-03-02
导读: 去岁冬月,友人参与一展出项目的机构库藏选品工作,邀我随行。于此期间,有条件上手了一些战国至西汉的玉酒具,含觞、杯、

去岁冬月,友人参与一展出项目的机构库藏选品工作,邀我随行。于此期间,有条件上手了一些战国至西汉的玉酒具,含觞、杯、觥、樽、卮等类型计有数十件。这些玉器几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浅壤土色沁,其中一西汉豆式青玉樽的内壁局部沁理以及一战国晚期白玉觥的底足局部沁理皆呈现出极美的石花层叠之视觉效果,为我实物实践之首见。我记忆中的得到公开披露的高古陈设类玉器有与此相同沁理之例,是一件数年前嘉德香港拍出的西汉白玉朱雀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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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香港拍西汉白玉朱雀形灯局部,沁理如石花

 

对于维持着较高底限水准的信誉度和专业度的机构与藏家披露之孤例,按古董行师友之教导,若不能绝对断其真伪与制作时代的,可以视披露内容全部属实,但是只应记忆它的信息——规避因个人见识浅陋与记忆力不佳所造成的错判,而不可将其当作鉴定、识物之实例——避免跌入见木为林、盲人摸象的陷阱。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玉图录中有一件清早期龙凤纹青玉卮,利用原料天然糖与皮的纹理巧作,曾经令我未知其巧色用意与仿古表达之间是否存在着特定关联性,此疑问现已自然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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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玉材天然糖与皮的纹理质感与色泽模仿高古玉器的沁色、沁理,此仿古手段大约成熟于北宋,在清三代发展至巅峰,依实物上手体验,乾隆朝造办处玉作所制的仿春秋与东周的纹饰、造型艺术风格及沁态的小件礼玉为清代玉器仿古最精品。清代玉器仿古最似者则多存在于民间(明代亦如此),此类器物或为痴迷钟鼎清玩之人的定制之物,或为古董行中顶尖买卖人专为其大主顾设计之物,审美高级、独特,只是此类玉器的路份与玉质大多未至一流之阶,公藏机构几乎不会挑选这类玉器作为清代治玉工艺的代表物让公众欣赏的。

 

遇到实物印证所知,能够用实践所获得的信息丰富并扩展对于玩物空间深度与边界的认知,令我暗自狂喜。

 

愚见,战国与西汉时期的陈设类玉器,包含实用具,如:酒具、灯具、丹道用具、其他盛放类、收纳类用具等,以及祭祀用具、厌胜道具。它们多为公藏机构所有,民间存量甚少,但是无论公藏、私藏,获得公开披露的例子却寥寥——馆藏甄选名物、重大考古发现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和海内外大拍中露面的高价值拍品,其数量、类型、款型极其有限,且这些公开披露器物的精美、珍异程度也并非都能达到其同类玉器顶级属性。上述玉器之高度珍异者,纹饰题材匪夷所思、造型风格奇诡玄妙、工艺复杂度超乎常人见识,这类玉器项下精美品之造型极富生气,并散发着神秘主义气息或者阶级威压感,其中大美者应当可视作艺术品。

 

只是,公开畅谈高古玉器不合时宜。况且,如若未获许可,公立机构库藏玉器以及私人收藏玉器之拍照与分享,在学界、古董行和专业藏家群体中是无礼且损人的行为。权且以具有公开披露官方摄影图片的海内外文博机构收藏的明代官造仿汉玉卮为例,浅谈战国与西汉的陈设类玉器识、断,不致使本篇文字内容过于肤浅。

 

 


 

明代官造仿古玉器造型与纹饰设计多取材、借鉴北宋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和《考古图》。明人依金石学图录所制仿古玉器,大多为仿青铜器的陈设器,作为杯、瓶、炉、壶类实用物或者文房清玩,此类器物中存在个别作品与宋代仿古玉器造型、线条之审美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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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青玉凫卣

 

如上图明代官造玉卣,似借鉴《宣和博古图》著录青铜器周凫樽,此卣器身之造型与线条审美(鸭形之身、尾、掌)有对宋代大型鸭形肖生玉器的摹写特征,亦不排除其原型为宋代仿古玉卣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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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高足玉杯

 

又如上图明代官造高足玉杯,其造型、纹饰为对战国与西汉的高足玉杯之借鉴,但是其杯身形体有着沿袭宋人审美的特点——杯身两侧轮廓线自上而下的收束变化程度及杯口、杯底的宽度之比例。此杯柄部上端弦纹的处理方式与视觉效果有明代特点。按台北故宫博物院对此件玉器所作附注,杯身的似沁理之部分是否为人工染色尚需经仪器检测而知,仅以目视图片所感,此杯身大片红褐色玉质光泽质感与宋代玉器的皮质施以提油的效果相似,明初至明代中晚期的宫廷玉器精品的提油工艺水平高度无逊色于宋代提油精品。

 

战国至西汉的陈设类玉器,其大多器型并不是对当时与前代青铜器的移植,且鲜有被后世金石学著作记录的,故而明代官造战汉仿古玉器款型较少,但是个别仿古玉器有着今天常人看来比较奇特的形体设计,例如:

 

明代玉作艺人以一料整做的工艺,实现对战汉时期一些靠插隼连接的玉器、或者以青铜、漆器与玉器组合成器物套组——包括但不限于提梁卣、搭配有提梁式承的壶、瓶、搭配承的杯、樽、有活环多联礼玉等——形制与纹饰题材的模仿与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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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青白玉提梁卣

 

以及,以传世或者当时出土之战国、西汉的玉制丹道用具、厌胜道具、盛放类用具等类型的器物为模板仿作,包括但不限于丹药盒、丹瓶、承露杯、酒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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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明代仿西汉勾连云纹玉觥,

凤形底托局部

 


 

明代官造仿战国和两汉时期的高等级陈设类玉器,仅仅仿其形制、纹饰而已,没有刻意一比一摹写高古审美风格与高古玉器线、面之视觉效果的,其于今人无断代、鉴定的难度。其中的仿古精品,以卮、单耳/柄杯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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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明代玉卮

 

明清两代官造玉卮的器型与纹饰模仿、借鉴战国与汉代的玉卮,高古玉卮未必一定原作配盖,因此后世制作的玉卮亦有原本无盖的,但是明清玉卮之无盖者(无论未配原盖还是因损毁、遗失而缺盖)的路份等级一定低于原盖无损的。核心圈的藏家对于明代官造玉卮的无盖情况或存盖但整体有伤之瑕疵较敏感,视其为缺陷,况且玉卮属于小件玉器,其工艺难度再复杂、材质等级再高,若非有很好的议价结果,在专业的明清玉器收藏序列中不具备作为基石或奇物之优势,没有优先购藏的必要了。

 

战汉玉卮的柄部构型多样,绝非能够简单以公开资料中常出现的圆环型或其变体等两三式样概括,高古、明清之高等级玉卮的断代、辨伪实践,不以柄部构型及柄部装饰纹饰为重点,但是柄部的线、面的处理细节可作为辅助鉴定信息,上图所示玉卮的柄部边缘线条倒角处理不严谨,线、面之审美特征无高古风格。另外,图示玉卮兽面纹底足线条较软、其主体浅浮雕谷纹布局随意、空间疏密度安排缺失秩序与规范感。具体判断明代、清代抑或区分高古、中古及相关时代概念下的特定时期、地域之玉器造型的形体、线条的审美风格的关键点大致有三个:其一,透过阴线、阳线的延伸与转折推断砓碾速度快慢;其二,观察器物整体与局部的轮廓线的张力、动感;以及,结合器物整体看纹饰布局的疏密程度、多平面的错落程度,并由此感受其减地、去地、打磨之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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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明代白玉卮

 

图例白玉卮主体纹饰雷纹的阴刻线有虚接、过头的瑕疵,其细节处理较粗陋,却非客观工艺技术之原因所引起,组成雷纹的单个线条的视觉效果是清晰且严肃的。

 

其容器下缘浅阴刻线卷云纹饰是该玉卮工艺败笔,线条轻浮浅薄。再者,借由数条短线首尾交错相接而成使线条整体呈现曲转形态的工艺,明代的优秀治玉艺人会以深刻、粗壮的短线密集排列、首尾交错接续的方式修饰不可避免的类似歧出的视觉效果,于此例,该修饰工艺的执行度很差——短线疏、散、接续感弱、线条转折较生硬,此玉卮卷云纹线条处理方式如同出自庸手,有江湖气,与此器物其他部分装饰线条的审美等级高下对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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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补金室藏明代仿西汉云雷纹玉卮,

兽面纹足局部

 

见上图,以密集、接续的短线表达线条曲转的工艺得到艺人严谨执行之示例,部分明代官造仿古玉器的谷纹、云纹、勾连纹的阴刻线有此工艺特征。须留意的是,可以因器物的明代特征辨识出此例工艺,但是不可以由此工艺之例作为器物制作于明代的证据,宋、元的玉器,亦有采用同样工艺的。明代玉器的长线条曲转表达亦可凭借其他工艺实现,见下例官造仿西汉纹饰玉卮之兽面纹眼眶上部的长阴刻线曲转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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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补金室藏明代仿西汉云雷纹玉卮,

兽面纹足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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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西汉白玉螭龙纹璧局部

 

假如抛开器物整体研读其特定细节,按上两张图例,一条阴刻线的工痕特征作为断代工具是否可行,以及它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老仿与否之确凿证据,据实践经验而论这是一个假命题

 

核心圈用于古代玉器鉴定的工具依然是比较传统的以器物形体、线条审美风格辨识之法,今人凭借获取信息的便捷度与所掌握的信息量做到见识远超前人。以电子放大镜观察工痕是一种类似于看包浆、闻气息之类的辅助鉴定手段,将中国古代玉器某一单一细节特征与整体割裂开查看,其可代表的时代特征会将器物可能存在的制作时间段放大到数百年或千年,工痕观察便不具有可作为主要鉴定手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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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明代青白玉夔凤纹卮

 

陋见,此夔凤纹卮的纹饰布局得当、线条妍美、工艺精,是明代仿古玉卮中的精品,可惜无盖,影响其路份与定价了。而且,仅仅论其精美度,窃以为高于下例西汉完全品玉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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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美术馆藏西汉玉卮

 

此例西汉玉卮缺点在于器物线条略显软塌、纹饰中瑞兽图案的描绘不够生动、不够精美。其比较明显的汉代审美特征包含但不限于底足形体、谷纹视觉效果、纹饰布局安排、盖子上部高浮雕螭纹身形以平面错落视觉效果表现分层与盘曲的形态。

 

战国晚期至西汉的陈设类玉器与高等级礼玉中多有采用透雕或高浮雕工艺制成的龙、凤、瑞兽等形象,其身体与四肢的结合感、翎羽层叠的立体感,以逐次或阶段性去地、减地或者假阳之工艺做出的平面起伏、错落的视觉效果而表达出来,可参考图例西汉楚王墓出土白玉卮盖子上部三组高浮雕涡纹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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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博物馆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玉卮

 

明代中期至晚期的官造玉器会模仿这一工艺细节,或许玉作匠人对此工艺执行度不够,或许他们只是按照图样与当时的工艺习惯制作玉器,而非对照实物进行临摹,由此产生的视觉效果反而近似一种工艺痕迹看起来高效却缺失细节处理的“一面坡”,明代官造玉器对于战国、西汉的高浮雕、透雕、立雕之瑞兽形象的仿作始终不能达到极美、极生动之艺术效果。清代早期的官造仿古玉器起初承袭了明晚期的工艺特征与审美风格,而后逐渐改良、进化、创新,但是在清晰的乾隆朝仿古玉器审美观念、规范建立起来之前,清代官造仿战国和汉代礼玉之精品项下瑞兽局部细节生动感与立体感的表达精确度依然欠奉。

 

明代官造仿古玉器纹饰题材项下有一相对容易导致错识之点,即阳起、立体的谷纹与勾连云纹,此类纹饰不能单纯以布局安排疏密作断代依据。战国与西汉的治玉工艺未若明代发达,以陈设类玉器为例,若工匠计划在其表面上做出布局严谨、漂亮的谷纹与勾连云纹排列,明代的工匠有条件于“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清晰露地的同一水平面内做出小而密集或者大而紧凑的立体纹饰排列,战国与西汉的工匠则需要利用地子高度起伏或配合阴刻线实现立体纹饰紧密排列的视觉效果。了解、认识战国与两汉时期的立体谷纹与勾连云纹的视觉特征,最好的学习渠道是上手实践,抚摸样品器物、感受它的触觉体验,并且一定要将其拿起来侧着看;若不得不隔着玻璃观看样品,尽量寻找平视与侧视的观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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