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小侯爷的地下“手办”
来源：未知 编辑：网络 时间：2025-01-28
导读：
本期介绍文物 北周建德五年（公元576年） 铜质明器一组 1988年4月咸阳底张湾村（咸阳国际机场候机楼基址）王德衡墓出土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 论及地下文物之丰富，十三朝古都西安自然是当仁不让的NO.1。 厚葬之风流行的周、秦、汉、唐，给长安地区留下了数以万
1988年4月咸阳底张湾村（咸阳国际机场候机楼基址）王德衡墓出土
论及地下文物之丰富，“十三朝古都”西安自然是当仁不让的NO.1。
厚葬之风流行的周、秦、汉、唐，给长安地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大小墓葬，以至于西安地铁被网友戏称为“在古墓中穿行”的地铁。
因此，西安地区的每一次大型基建项目，都伴随着巨量的墓葬与文物出土。
还记得11年前，笔者前往西安旅游，租住在咸阳机场边上的一家民宿；民宿老板在攀谈中得知笔者爱好文物，便兴致勃勃地带笔者参观了其收藏的秦汉瓦当与陶器，其中颇有些精品。
据老板讲述，80-90年代咸阳国际机场在拆迁、修建的过程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古墓与文物，其中除了考古工作者保护性清理、发掘的以外，有不少都流入民间；老板作为当地村民也收了一些，一直收藏在家中，还曾在市里办过展览。
当然，这位老板的话究竟有几分可信，笔者不得而知；不过，咸阳机场在修建时发现大量古墓，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本期的文章，就来介绍一组出土于咸阳国际机场候机楼基址下、一位英年早逝的北周小侯爷墓中的精致小铜器。
一般对南北朝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可能一时间都很难想起北周历史上有哪些著名人物。
不过，这个国祚仅二十四年、共历五帝的鲜卑族政权，统一了此前分裂数十年的北方大地，为隋唐的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国祚不长，历来考古发掘所见、年代明确的北周墓葬，数量很少，以至于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北周墓葬的面貌是搞不太清楚的。
1986-1990年间，为了配合咸阳国际机场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机场所在的位置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共清理出汉、晋、北周、隋唐墓葬一百八十五座，其中时代明确为北周的有十四座，八座出土有墓志，墓主人非公即侯，显贵非凡，可以说是北周时期高等级墓葬制度的“标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这八座出有墓志的墓葬中，有两座规模甚大、且都保存完好未经盗掘的墓葬，相距仅50米远，根据墓志可知，同属于一个家族的父子两代人。
其中一座为三人合葬墓，根据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为王士良，《周书》、《北史》有传，历任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四朝之官，入周后授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广昌郡开国公、少司徒，后于并州刺史任上辞官归老，卒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终年七十七岁。
合葬二人，分别是王士良之妻董氏与其妾姜氏，董氏先殁，故葬于墓葬后室；士良与姜氏后亡，葬于墓葬前室。
另一座墓则在王士良墓的西北处，其墓道长达35.72米，是咸阳机场北周诸墓中墓道第二长者。根据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为王德衡，系王士良之长子，三十一岁早逝，死在王士良之前。
王士良的生平事迹，史传记载甚详，墓志大体与史籍中的记载相合，只有一些细节可以订正阙误（如墓志称士良殁于隋开皇三年而非史籍所称隋开皇元年，卒年实则七十七岁而非史籍所称八十一岁等）；至于王德衡其人，史籍几乎无载，只有《王士良传》之后所附的一句话：
子德衡，大象末仪同大将军。
因此，王德衡墓志的内容，就足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小侯爷”一生的大略事迹。
资料来源：员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9月，第59页。
其文如下曰（为便阅读，一些不常用的古字已替换为同义常用字）：
司徒设教，受邑称氏；乃因骤谏，以爵姓焉。国绍周姬，人承子晋；魏之太尉，晋之开府。
君讳钧，字德衡，太原人也。衮州刺史延之之孙，大将军、少司徒、广昌公之世子。直干已修，澄源自邈。
侯年十二，解褐伪齐太尉彭城王府参军，选称荣俊，府曰光僚。顾问相酬，速华黄琬；文戎是职，超步陆机。
侯以孝颖，为家特爱。广昌公辞漳河之阙，受溱汝之寄，幸随温清，实踵黄香。
既而秦坼闻城，军旗影堑；鱼丽始布，月阵已周。鼓吹三鸣，云梯四起；鲁连羽檄，未能却也。乃外设陈平之计，内缊刘禅之谋，即欸抚诚，便归阙庭。
大周以秦留赵璧，晋用楚材，公子出身，不齐郎品。保定五年，除使持节、仪同大将军、新市县开国侯，封启阳唐邑资白水。
岂谓传家之感，翻致恭伯之悲。何华先落，哲人其萎；春秋卅一，薨于长安。蒙赠邵州刺史。
呜呼哀哉！建德五年十月廿七日，葬于石安原，前临酂侯之坟，后眺九嵕之崿，太史公葬也。
铭曰：安茔卜地，移輴茎曰。邑始唐都，人承周室。金丹未煮，玉沉何疾？梅酸甚痛，荼苦逾憟。令问早摽，兰薰蕃邱。门恸桑弧，阼悲冠礼。枕辞凉扇，席离温体。惟中谋绝，策上留名。徒闻夜惊，无复晨征。薤歌才响，轜送佳城。稚子哀酷，顺父伤情。沧茫垄月，萧瑟松风。空高玄壤，神识何冲。嗟英毅于三晋，悼埋魂于七雄。
志铭起首，先追溯王氏家族的祖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
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守敬为司徙，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
当然，周王子晋之子守敬受为王氏，传说成分较重；王氏父子志文与《周书·王士良传》中记载，曹魏时期重臣、司徒王昶，才是王家可考的远祖。这样看来，王士良、王德衡父子出自太原王氏，门第是相当高贵的了。
不过，太原王氏入北朝为官者，可信的不过王慧龙一人；当时北地攀附、冒认为太原王氏的士人甚多，乃至于北魏时位尊为中山郡王的重臣王睿亦号为晋阳宗亲。王士良、王德衡父子自称祖上“后因晋乱，避地凉州”，北魏攻灭北凉后，先祖王景仁自北凉投入北魏，被封为敦煌镇将。
由此看来，《王士良传》中所谓的“其先太原晋阳人”，是十分靠不住的。
王景仁入魏后，子孙官路甚畅：其子王公礼，担任平城镇司马，因而举家搬迁至平城；孙王延之，担任兰陵郡守（卒赠衮州刺史）。王延之的儿子，就是后来得封为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广昌郡开国公、少司徒的四朝老臣王士良了。
回到志文来看，王德衡本名为王钧，“德衡”是其字，系王士良的嫡子。十二岁入仕北齐，为太尉彭城王府参军。
北齐武成皇帝高湛即位后，王士良出授为豫州刺史（约在公元561-562年），前往河南任官，即墓志中所言“广昌公辞漳河之阙，受溱汝之寄”，王德衡亦随父同行。
周武帝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北周晋公宇文护东征北齐，周将权景宣率领重兵包围豫州。王士良自忖守城无望，便派遣妻子董氏的弟弟董远秀前往敌营接洽投降事务，随即举城归降。
根据志文可知，王德衡在此次事件中也有出谋划策，志文称其“外设陈平之计，内缊刘禅之谋”，措辞令人颇感有些“高级黑”的味道。
王士良归周后，王德衡也蒙荫受到重赏，于保定五年（即降周的次年）受封为使持节、仪同大将军、新市县开国侯，此时王德衡虚岁刚刚二十，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小侯爷”。
北周建德五年（公元576年），王德衡因病殁于长安，终年三十一岁，追赠为邵州刺史，于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安葬于今咸阳国际机场候机楼下、当年叫做“石安原”的地方，其地前临汉初酂侯萧何之墓，后有九嵕山为屏障，似乎还与太史公的葬地相邻。
据王士良墓志可知，王德衡虽然壮年早逝，但子嗣不少，士良殁时（公元583年）还存于世的，就有“师利息德褒”（如均为单字名，就有五人；如有双字名，亦至少有三人），故志尾的哀辞中称德衡殁后家人的反应，有“稚子哀酷，顺父伤情”之语。
又据志文所言王德衡去世时间可知，《周书·王士良传》所言“子德衡，大象末仪同大将军”，时间也完全搞错了（大象年号在建德之后，此时王德衡早已入了土）。
王德衡死时，王士良正得北周朝堂重用，转任多州刺史，总管七州军事，故王德衡墓的规格很高，随葬品也十分丰富；相较而言，北周大象年间自并州刺史任上归老、殁于隋开皇三年的广昌郡公王士良本人之墓，规模与随葬品数量反而不如其子。
王德衡墓中共出土器物194件，其中各式陶俑108件，陶实用器2件，陶明器6件，青釉瓷器15件，金银首饰3件，铁器7件，水晶珠与料珠共100颗，铜镜4面，铜钱14枚，铜明器10件/12件。（这是发掘报告中的统计，为何加起来超过了194件，我也搞不明白）。
随葬品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当数那套做工精致的模型铜明器了。
北周·建德五年（公元576年） 铜质明器一组
1988年4月咸阳底张湾村（咸阳国际机场候机楼基址）王德衡墓出土
按照发掘报告中的记录，这套铜明器一共10件，共计有铜鼎1（实系提梁三足罐）、铜盉1（实系铜鐎壶）、铜卣1（实系提梁铜鍑）、铜甗1（实系铜甑釜）、铜盘3（其中包括1铜五足炉、1铜辟雍砚）、铜壶2（1铜唾壶、1铜净瓶）、铜盆1、铜钵1。（按数量加起来是11件，但发掘报告中统计为10件）
报告中提到的这些铜明器中的8件，目前陈设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第一展厅，提梁三足罐、铜盘与铜钵未见展出，但多增加了一件宝珠钮铜罐，发掘报告中未收录，而展牌称同系王德衡墓内出土；这样算的话，王德衡墓中所出铜明器的数量至少是12件。
写到这里，实在不能不批评一下这部奇葩的《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笔者也算是经常查阅考古发掘报告之人，发掘报告中有些许错误的，可以理解，但像这部报告这样错漏百出的，真是前所未见。
前引王德衡墓所出墓志，报告中的释文就出现多处错误，不仅标点断句乱七八糟，又“侯”讹为“候”、“干”讹为“翰”、“溱”讹为“氵奏”、“坼”讹为“折”、“欸”讹为“款”、“璧”讹为“壁”、“卜”讹为“十”、“摽”讹为“木票”、“邱”讹为“互阝”，甚至铭中的“太史公葬也铭曰”直接脱漏为“太史公葬曰”，使原文意思完全改变了。
又报告中对释文的解释称，“酂侯”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子宇文酂，然而宇文酂死于杨坚受禅代隋之年，王德衡下葬时宇文酂还活生生当着北周汉王，何来“酂侯之坟”？实际上这个“酂侯”指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其葬地在石安原，与王德衡墓相邻。
又王士良墓志中有“世子澄为京畿都督，专开一府，以统戍政，乃以公为司马”之语，对北朝史略有所知之人，都知道这个“世子澄”指的是东魏权臣、北齐追谥为文襄皇帝的高澄，曾经担任过京畿大都督一职；而报告中竟把“世子澄”解释为“王士良的儿子王澄”，给王德衡凭空造出了一个哥哥，还把王德衡的几个儿子都安到了“王澄”膝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以上这些问题，还可以“考古工作者不熟悉历史文献”为由进行开脱，但发掘出来的文物数目、品类与实际情况对不上，这就是考古工作的大忌了。
考古学家张忠培有句名言曰：“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
考古发掘之所以与传统道德所谴责的“挖坟掘墓”不同，就在于其目的是为了重现真实的古代历史，而非出于经济利益的“挖宝”；由于考古发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发掘活动必须由专门的考古工作者来进行，而最终成果都凝结在发掘报告中，为历史研究者所阅读、使用。
换句话说，考古发掘报告是后人了解“一手史料”（真实古代物质文化）的唯一途径，如果报告出现讹误、差错，那么据此进行的历史研究，其真实性也就存疑了。
这套铜甑釜通高7cm，甑高3.3、口径5.5、圈足径0.3cm，釜高4、口径3.2、腹径6、底径2.6cm。
此物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铜甗”，不确，此名在先秦以后就已不用了，汉代以后都通称为“甑”，下加釜者合称为“甑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蒸锅”。
这套甑釜的制作十分精巧，上饰多圈弦纹，中间的蒸箅已经无存，形制与汉代甑釜相同，可以说几百年间无甚变化。
此物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铜卣”，当然是不对的，实际上这是北方草原地区舶来的一种炊器，名为“铜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为中原诸国使用，两周之际的芮国墓地与春秋战国之际的晋卿墓地都曾出土过这种器物。
一般来说，北方草原民族使用的铜鍑无盖、无提梁，这件铜鍑则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称其为“高足盖罐”亦无不可，不过这种镂空喇叭形的高圈足还是很有铜鍑的典型特征。
此物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铜盉”，与前引“铜甗”一样，都是先秦以后就不再使用的古名。此物在汉唐时期被称为“铜鐎”，有盖者称“鐎壶”，无盖者称“鐎斗”，都是一种炊器，用来煮水或温酒所用。
汉代的铜鐎壶，器柄与三足都比较短，至南北朝时显著加长，更便于持用。
此物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铜五足盘”，实际上是作为秋冬季节烧火的炭炉使用的，器形一直沿用到唐辽时期，墓葬壁画中多见此器身影。
唾壶高4.5、口径3.5、最大腹径5、底径3.9cm。
这是一件带有盖子的铜唾壶，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本是当时贵族陈放在餐桌上、用以吐唾食余残渣的，唐代以后为渣斗所取代，是一种卫生用器。
唾壶的形制，在三国西晋时是颈部较短、重心靠上的，整体造型比较“矮胖”；自东晋南迁、南北分距后，南方的唾壶造型发展迅速，时代越迟，颈部越长、重心越靠下，器形越显“高瘦”。
根据王德衡墓出土的这件唾壶，可知北朝的唾壶造型还保留了魏晋时期的特点，演化比较缓慢。
此物被发掘报告称为“铜六足盘”，不确，实则是文房中使用的圆砚。
这种圆形铜砚始见于汉末三国时期，早期多为三足，时代越迟，砚足越多，至唐代以后有多达二三十足的；砚心较高，砚周一圈为墨池，与汉晋时期的太学“辟雍”相似，故称为辟雍砚。
净瓶通高8.5、口径1.7、盖高0.7、颈长2.7、足高0.4cm。
净瓶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非常重要的佛前供物，是礼佛前用来净手的水器，常见出土于佛寺地宫之中，大部分有流，也有如王德衡墓出土的这种无流净瓶。
与王德衡墓出土这件类似的，还见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件银净瓶，亦是宝珠钮盖，盖上有金属枝探入瓶中。
盒盖饰宝珠钮，通体装饰弦纹，器形饱满健硕，应与净瓶一样，推测是用来装香料、香花的佛前供器。
唐宋时期有一种同类铜罐，大多带有圈足，一般被称为“香宝子”。此罐虽无圈足，但上半部分器形、功能与之相同，故亦可归为“香宝子”的范畴内。
众所周知，墓葬中随葬的器物，只能确定年代的下限，不能确定年代的上限，因为器物并不是刚刚制作完成就进入墓葬的；尤其一些不易损坏、结实耐用的金属器物，很可能在制造完成很多年后，才被墓主人用来随葬。
不过，明器这种东西则不同，它并不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皿，制作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随葬，因此制作时代与随葬时间不会相差多远。
因此王德衡墓出土的这套铜明器，时代可以明确为北周建德年间所制造的器物；其制造的精巧程度又很高，几乎与实用器具无异。
根据这套铜明器的造型特征，一些以往时代被定为唐代的器物，其流行年代可以上溯到北朝晚期，起到了文物断代中“标准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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